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热钱”都是投机性短期资本的简称，追求高利润、快速流动是它的基本特征。

　　中国正值岁末年初，在盛传国外“热钱”正大举入境的同时，国内“热钱”的躁动却非但没有息止，而且有加紧“逃离”实体经济的意愿与趋势，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无疑存在着釜底抽薪的风险。怎么把“热钱”变冷，并引导他们从“务虚”走向“务实”，已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跨年度课题。

国内“热钱”躁动不安

　　“最近有什么投资机会，我这里不缺钱，缺的就是项目。”在杭州、温州和上海等地，不少手握资本的投资者都在这样询问。钱到底投在哪个地方，是这些投资商最着急的事。

　　“当前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正出现减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承惠说。她前段时间在浙江省一些地方调研发现，虽然近两年来货币发放较多，可在实体经济中，部分企业扩大生产的积极性有所降低，对虚拟经济较感兴趣，认为“辛苦干一年，不如买房炒股一个月”。

　　事实上，近两年来国内资本的躁动从未息止，有的企业从做实体经济转向炒股赚钱，有的企业大举“转型”进军房地产，有的企业把实体经济干脆变成上市“圈钱”的工具。“轻率地把经营重点转到股票等高风险的资本市场上，这是做实体经济的一个大忌。”财经专家姚上毅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巨大的民间财富，积累了丰富的民间资本，而资本逐利而流的本性，加上持有者极强的投资意识，让这些民间资本的扩张一直很引人注目，温州市的民间“热钱”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

　　2001年，温州人组团进入上海、杭州购房；

　　2002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飞涨，温州民间资本流向山西，收购了山西省半数的煤矿；

　　同一年，棉花减产，棉价上升，温州数十亿元民间资本进入新疆收购棉花；

　　2006年，商品期货牛市，温州许多民间资本投向有色金属矿产；

　　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温州民间资本大举进入中国西部收购油井；

　　200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升温，不少资本又转移到三亚等地的房地产项目上；

　　2010年，有人看到有温州投资者进入新疆的棉花、玉石收藏品业。

　　国内“热钱”的躁动对经济运行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又让其显得彷徨而无助。

　　首先，民间资本对自身造成了伤害。在浙江省，大批民间资本就曾在迪拜的楼市被套，资产大幅缩水。而近年来，对民间资本打击最大的事情就是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研究部门调查发现，仅浙商在山西省投资煤矿的企业就有约450多家，投资总额超过500亿元，有一半无法全身而退。

　　“热钱”在全国各地活跃，被人们用一个“炒”字来形容，如炒房、炒煤、炒棉、炒矿、炒石油等。可这种集中时间在某一行业、某一地区的扩张性流动，虽然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却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风险难以控制。

　　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出，抛开主业到房地产、股市上挣“快钱”，对企业来说常常带来致命的一击。曾是中国软件业十强之一的杭州南望集团，前几年大举进军房地产、小水电等领域，并斥巨资到美国购买油田，受到副业的拖累，最终不得不申请破产。

　　宁波一家电动工具生产企业在扩张中也大量购买了房产与土地，造成资金沉淀，负债一度超过净资产的三倍，只有1亿多元的宁波中强集团负债高达3亿元，每年仅支付利息就达到上千万元。

　　近年来房价暴涨吸引了不少大型企业投机房市，浙江省许多制鞋、纺织企业都有自己的房地产项目，个别企业甚至以厂房抵押，贷巨资投资房地产，而宏观调控一旦收紧，就导致企业资金沉淀、资产缩水，出现周转困难。

　　另外，资本离开实体经济，更在一些区域产生了“产业空心化”现象。长期关注民间资本流向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当地银行存款已经突破5800亿元，是2010年以来的新高，而闲置的资金要比这个数字还要高许多。同如此庞大的资金相比，温州市本地实体投资持续低迷。统计显示，过去十年，温州的投资率一直远远低于浙江省和全国。2010年上半年，温州投资增速在浙江省并列倒数第二，总量仅是杭州的四分之一。

中国经济深层顽疾

　　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出而成为“热钱”，充分发映出了其对经济运行大趋势仍心存担忧。不少企业界人士普遍感到，国家政策拉动的效果将逐渐退去，而支撑经济长期向好的因素却并不多。

　　“现在做实体经济越来越累。”一些企业家这样说。从国际上看，一些外贸企业注意到，中国正面临多重“后发劣势”：当国内制造业走到了可以与欧美竞争的时候，发达国家这样的主要出口市场的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二战后的婴儿潮中出生的，现在都是五六十岁，基本上过了黄金消费期；当中国开始加速工业化、城市化时，世界资源能源价格却变得十分昂贵，远高于欧美国家工业化时的水平，气候、环境压力也不断加大，这也是欧美国家过去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不曾遇到的；当中国经济刚刚融入世界时，就遭遇到了日益强化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而早期，贸易自由化是世界主流。加之国际金融危机、欧美市场疲软，像过去那样坐在家里等着订单上门的日子在大多数企业已经不会再出现了。

　　在国内，来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等多方面的综合信息显示，实体经济中，水泥、钢铁、铝等多个行业产能过剩。

　　更为复杂的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已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蔓延，风电、太阳能光伏等行业也出现日益突出的产能过剩。产能的大幅扩张带来的能耗与排放增加，还给“十一五”最后一年完成节能减排带来了困扰，要节能减排还是要增长一度让一些地方政府陷入“两难”。个别地方出现的拉闸限电等极端举措，更使不少企业疲惫不堪。

　　资本“出逃”追求高利润，反衬出实体经济的利润越来越低。长三角一位企业主说，为什么不少人投资实体经济办实业积极性不高，就是因为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原材料成本、融资成本、土地成本、用工成本、汇率成本、环保成本六重挤压，生存不很乐观，加上转型升级面临的巨大压力，有些投资甚至无法在当年形成回报。

　　昆山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明贵说，2010年预计企业利润总额增加，但利润率下降，毛利率降低5%，2011年更低，以后也看不到转好的因素。

　　王野公司是浙江台州市黄岩区最大的摩托车制造企业，公司财会部负责人表示，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摩托车生产的零部件上涨，生产成本增加；企业2010年上半年一线用工成本就同比每人每月增长200元以上，还从4月开始午餐免费。企业生产的摩托车利润率很低，单台仅有5%左右，真正是在微利中生存。

　　61岁的上海市民汪晓芳退休后曾给5家企业做代理记账，这些企业中有生产软件的，也有贸易公司，平均每月有2500元收入。而临近岁末，让她焦虑的是，由她做代理记账的几家企业明年都打算关门歇业，企业都称不赚钱，关门再说，考虑一下能挣钱的新投资机会。

　　民间投资渠道的放开仍不稳定，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不少还只是停留于“写在纸上、钉在墙上”。过去五年，国家先后两次出台允许非公资本进入石油和电力等领域的政策性文件。而不少企业表示，要进入垄断行业就首先得有打破垄断的机制，否则民营企业即使进入，也只能成为垄断企业附属。

　　据浙江省一些研究人员反映，以各省公路投资为例，以前许多地方民间资本可参与投资，政府相应给投资者10年或20年公路收费权。可近年来，有的地方已把民营企业挤出，退回其已有投资。对实体经济部分投资领域无法进入，也导致了民间资本投资意愿的减退，向“热钱”转变成为民间资本必然的选择。

谁来为“热钱”降温

　　国内“热钱”的产生，有持有者自身的客观原因与资本逐利性使然，但更多的是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解铃还需系铃人，为“热钱”降温，也不仅仅是政府或企业哪一家的事情，而需要多策并举，有“组合拳”打出。

　　从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支撑来看，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和信贷拉动的经济增长是单一而不稳固的。下一步形势能否持续向好，关键是要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其中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显得非常重要，而把国内“热钱”变为经济从“政策性复苏”到“内生性复苏”的重要动力，也显得十分必要而迫切。

　　周德文认为，国家对民间投资必须有调控，尤其是要帮助企业调整好“起跑姿势”，防止盲目投资、没有方向感。还有专家建议，对于民间资本进入的新领域，国家不但要立足于“放”，还要立足于“引”与“调”。一方面，部门尽快健全有关民间投资的服务体系，出台鼓励民间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制定“民间投资促进法”，引导其沿着制度化的政策路径与资金需求方实现有效对接，遏制民间资本盲目运作；另一方面，要建立预警机制，一旦某一领域出现偏热，及时调控民间资本投入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把“热钱”变冷，民间资本的出路还在于自身转型。

　　在温州市，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民间资本除传统的炒股、炒房、炒煤、民间借贷等“生财之道”外，又有了一个新选择：可以投资未上市公司或参与非国有产权的转让交易。当地官员表示，他们刚刚成立的温州市股权运营中心，为民间资本打开了一道新的、科学而安全的投资大门。在浙江省，也出台了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登记办法。

　　浙江省工商局企业注册处处长吴宝川说，更多民间资本将被引到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的产业上去。杭州市也设立了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政策性资金引导以民间资本为主的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符合产业导向且正处于初创期、种子期的企业，用财政“四两拨千斤”的办法，同时解决“中小企业创业资金从哪里来”和“民间资本到哪里去”两大问题。在政策的引导下，不少民间“热钱”开始青睐创办创投公司、基金项目。

　　当然，对企业自身专注于主业的教育也不可或缺。近两年来，国内不少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开始着手在民营企业中开展“爱主业”教育，倡导企业家一门心思做好实体经济，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与研发能力，不要盲目炒房、炒股，以防范经营风险。

　　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认为，这些做法无疑有助于控制资本的快速流进流出，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看到，坚持主业、专注于某一领域发展的企业，受到外部经济大环境振荡的影响就远远要比那些弃主业、挣快钱的企业小得多，风险也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