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污染进入多发期 呼吁建立多重机制

新华08网沈阳10月14日电　题:中国土地污染进入多发期

新华社记者　范春生　谭剑　张丽娜

从频发的血铅事件到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等，中国重金属污染敲响警钟。记者在湖南、辽宁、内蒙古等地采访了解到，中国重金属污染正由大气、水体向土壤污染转移，土地污染进入多发期。对此有关专家呼吁建立多重机制防范土地污染。

湖南省的长沙、株州、湘潭地区，是中国首批列入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城市群之一，但这里同时也是湖南乃至全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据了解，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的长株潭三市经济总量约湖南的一半以上，而据国土资源部与湖南省合作进行的一项为期6年地球生态化学调查显示，从湘江株洲朱亭段至洞庭湖出口城陵矶，出现了一条长250公里、面积约2058平方公里的巨大土壤重金属元素异常带，区域内的稻谷、蔬菜，水体中的芦苇、蚌均出现了以镉为主的重金属元素超标。

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基础科研部主任张建新告诉记者，从历史趋势来看，土壤重金属污染呈现出加剧的态势。与上世纪80年代区域化探获取的资料相比，如今长株潭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面积增加了7个百分点。而如果按照中科院亚热带所的抽样调查数据，湖南土壤重金属污染面积已达71.5万公顷。

与长株潭地区面临同样压力的，还有辽宁省的沈阳、锦州、葫芦岛等重工业城市群。辽宁省九三学社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全省土壤污染区主要分布在沈阳、锦州、葫芦岛等重工业城市和葫芦岛锌厂、柴河铅矿等金属矿山周围，以排放污水的河流为纽带，形成三条土地污染带，具体表现为废水污染、废气污染和废渣污染。其中，由工业生产、冶炼业形成的沈阳和锦州-葫芦岛两个污染区面积较大，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

葫芦岛锌厂是辽西重金属污染重灾区。记者前不久来到这里，离锌厂尚有数公里的地方，便有一股难闻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与锌厂毗邻的马仗房东街道办事处集贸社区主任霍春华透露，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锌厂排放的硫酸烟，虽然与高峰相比现在排放的硫酸烟少多了，但一到排烟时还是让人喘不上气来。

据专家分析，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近几年加剧高发，既有自然环境、历史包袱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更有人为因素的推波助澜。中国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化工和矿山，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采矿业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加上科学技术落后、环保投入不足与意识不够、资源盲目开发，滥挖滥采使得一些重金属主产区的土地被日渐污染。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错误的发展观与政绩观阻碍着重金属污染防治。2010年6月，湖南省环保厅就公开通报了耒阳市政府。通报显示，自2009年9月起，湖南省和衡阳市两级环保部门对耒阳市先后下发八次整改令，要求耒阳市对所属遥田镇多家存在严重重金属污染隐患的企业实施淘汰关闭，但八次整改均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研究员李发生、辽宁省地质矿产调查院技术质量部主任杨晓波表示，目前中国已经制定了防治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的法律，但防治土壤污染的法律却过于分散、零星，特别是一些针对地方实际的土壤保护和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还没有制定，对土壤污染的控制与治理还缺乏系统的政策框架，这对土壤保护和管理非常不利。

李发生还称，中国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在立法形式存在分散立法、附属立法、立法层级较低等缺陷，在立法内容上存在原则立法过多、可操作性较差。

据悉，目前中国对土壤重金属污染通行的整治主要有三种方法，即净化(通过植物如蜈蚣草和东南景天等来修复污染土壤)、钝化(通海泡石等矿物吸附重金属元素)和避害(用“客土”来转换污染土壤)。张建新等认为，这些修复技术手段要么周期过长、要么投入巨大，至今仍缺乏一种成熟可行的修复技术。

鉴于土地污染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李发生、张建新、杨晓波等业内专家建议，应尽快建立四种机制，防止土地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的进一步加剧扩散。这四种机制是:重金属污染摸底排查制度、重金属污染的整治和补救制度、重金属污染治理的保障机制和重金属污染预警制度。

比如重金属污染的整治和补救制度。李发生认为，可依据重金属影响程度将土地划分为三种类型:保护、预防、修复。没有受重金属影响的土地，以保护为主；轻微污染的土地，以预防污染扩大为主；污染严重的土地，可采用换土深翻、改变土壤用途、植物修复等方法。

“应该考虑对土地污染控制实现地方政府负责制。”张建新、杨晓波表示，对所有可能造成重金属污染的生产生活行为等，要建立一整套预先告知和公开发布制度，避免增加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和造成不必要公众恐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