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CNFIN.COM / XINHUA08.COM)--第二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以下简称“投融会”)于2014年7月7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在以“小企业 大梦想”为主题的系列论坛——“2014中国中小企业发展论坛”上，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在演讲时表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以及改革之后的复兴作出的贡献任重道远。
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石齐平演讲。中国金融信息网 赵鼎 摄
以下是文字实录:
石齐平:各位企业界的朋友、各位女士、先生，感谢主办单位今天有这么一个安排，让我有机会跟在座的近两千位的朋友一起来关注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我今天演讲的时间大约是一个小时，演讲的核心主题我写在白板上面:中国改革双剑合璧。有几个副标题，一般的只有一个标题，我今天有三个。第一个副标题，习近平政治学与李克强经济学。第二个副标题，五七叠加与三个三中，稍候我会解释是什么意思。第三个副标题，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摸石头过了河。整个演讲基本上围绕这三个角度展开。
首先第一步，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来自于东南西北，早上我在坐电梯的时候听到说，昨天晚上几点钟到的，你也从绍兴过来了，我从广州过来，在座的各位都是昨天从大江南北赶过来，为什么赶过来参加这么一个2014年的中小企业年会的论坛?是因为大家都在关心一些事情，你说我讲的对不对?你究竟关心什么?我认为有三点:一是大形势、二是中形势、三是小形势。你关心的大形势肯定跟整个国际的大形势有关，中国能不能再有一个战略机遇期。过去35年，中国抓住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但是现在的形势看起来好象有点复杂，有点掉轨。特别是从周边地区，道理也很简单，过去当你是老三、老五、老十五的时候你天天讲韬光养晦，没有人会在乎你。可是现在你已经是老二、老三了，说不定再过几年将变成老大了，你天天讲韬光养晦，也不太相信。但是必须提防你，现在的老大提防你，老三提防你啊，老四、老五、老六一起提防你，这就是今天的大形势，你会关心的。
第二个中形势。我们很熟悉的10%以上的增长率怎么突然间似乎变得8%了、变成7.5%了，这样一个状态是一个阶段性的状态，还是一个新常态呢?或者是会不会更糟，像某些国外经济学家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会更多的掉下去，说不定是3%。
第三个是小形势，从企业界的角度，从民营企业的角度，从中小企业的角度你会关心未来的经济环境会不会变得更好，或者是会不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我刚才讲的三个角度的关心在座的各位您同意我的观察吗?
(同意 现场互动)。
我们现在来看看究竟怎么关心你所关心的形势，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正式的第一部分。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形势究竟要从哪个角度切入呢?两个角度，也就是两个特殊的形势。第一个，巨大的反差，第二个，刚才我跟各位预告的所谓的五齐叠加，所谓巨大的反差意思是从1979年开始到现在为止35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经济的表现，好的非常非常的出色，不好的也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好的，在座的各位非常熟悉，比如35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9.8%，不要说中国史无前例，全世界罕有齐匹。另外，中国的出口超过了德国，全球第一；中国的贸易超过了美国，全球第一；中国的制造业超过了美国，全球第一；中国的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中国吸引外资不是全球第二就是全球第一，当然中国GDP全球排名现在是第二，如果没有太大意外，十年左右超过美国，第一。
这个非常出色的成绩，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都同意，哪怕是三十年以前邓小平恐怕都未能预见的到，可是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就在这一张张漂亮的成绩单，漂亮到别的国家感到很羡慕、很嫉妒，甚至想排斥打压你的时候，再另一方面你出现了很多不好的现象或者问题，这里又可以从经济、社会、政治三个角度来作个观察。
经济方面，举例而言，很多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过剩到几乎过剩产能相当于全世界的需求总量，太严重了。第二是资产出现了很多泡沫，特别是楼市，二、三线城市的楼市严重的销。第三是地方债的问题，随时变成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会爆炸。第四是刚才成思危现在所提到的高利贷的问题，现象又很普遍。第五是基于前面的问题，像楼市、地方债、地方高利债对于整个金融形势构成了大的威胁。
社会方面也很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环境生态问题越来越恶化，食品安全的问题、医疗安全的问题让老百姓觉得很麻烦，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都是非常麻烦的民生问题，当然还有很多社会矛盾的激化，产生了群体事件，以至于整个国家社会为了维稳所投下去的心血跟财力已经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很不正常，不可持续。
政治方面，我们也可以看的很清楚，政府的职能、效能大家始终都不太满意，政府对企业发展，对经营环境到底做了哪些对的事情也不是太多，问题倒是不少，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政府吏治的腐败，现在已经到了国家领导人都公开呼吁这个形势再继续发展下去，最终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亡党亡国的地步。以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粗浅的了解，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里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一、前所未有，二很难理解，也正因为出现了这么巨大的反差，因此就出现了当前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是全世界比较少见的，就是出现了移民潮，移民潮肯定就在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中才有能力的，但是他为什么要移民呢?担心了，或者不适应了，这就是十八大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越来越明显和令人担心的一个现象。
我们接下来要问怎么办呢?要问怎么办首先在方法上第一个问题去思考，这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要诊断一下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中国经过35年发展，一方面表现那么出色，另一方面问题又那么严重，令人担心。让我来诊断的话，我的答案是问题出在两方面，第一，改革不够全面，不是没改，没改怎么可能有9.8%的增长率出来呢?改革的不够全面，一个国家的固然需要三个方面同步进行的，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社会体制改革，三是政治体制改革。而邓小平在1979年开始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各位，三个改革他同时重视了，有一句话可以证明，1986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讲一句话，说明在座的各位很多人以为邓小平的改革似乎更多的着重在经济，而相对的忽略了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可能是一个错误。
1986年邓小平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当时中国所有改革，其最终成败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说明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很清楚，中国要改革绝不能够单单靠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社会跟政治体制改革同步支持，但是后来我们却看到不是这样子，原因跟1989年那个很不幸的事件有关，1989年对邓小平来说是他一辈子最重大的挫折，可是对中国的国力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挫折，这个挫折让邓小平一时之间方寸也乱了，叫停了所有的改革，经济停，社会停，政治停，这一停停了三年。他说，我们要沉着应对，要冷静观察，由于所有的改革都停下来了，所以经济开始滑坡了，从1989年开始到1990年、1991年、1992年，邓小平终于作出了一个决定，好吧，既然社会和政治麻烦更多一些，但是我现在必须要把经济抓回来，这就是出现了那个时候大家很清楚的1992年的南巡，他希望通过1992年南巡，让1989年上台的执政当局能够明白他的想法，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就是要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终于把经济改革抓回来了，同时重用，他认为懂经济的朱镕基，果然朱镕基不负所望，从1993年开始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把当时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控制下去，一直到1997年，曾经在1994年、1995年达到2.5%以上的通货膨胀率到1996年、1997年的时候居然控制到只有1%。
更令经济专家们感到吃惊、惊诧、敬佩的是经济增长率还能维持在9%，当时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公开的称赞说，朱镕基靠漂亮的软着陆绝对有资格拿经济学诺贝尔奖，我相信邓小平当时心里面一定感到很安慰，我又用对了一个人，而这个人确实表现很好，可惜天命已到，1997年2月19号，老人家走了，他一辈子最后的以及最大的遗愿没有能够实现，就是差三个多月没来得及到香港，可是你们有没有听过邓小平还有一个一辈子最后以及最大没有实现的遗愿，就是没能够在他有生之年把他非常重视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他有生之年抓回来。他的接班人相比于他，政治的能量没有像他那么强，所以没有这个条件，于是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相当的蹒跚，甚至于停滞不前，有些地方还有点倒退，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今天很大的一部分问题就是出在改革不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遥遥领先，但是社会跟政治体制改革明显落后。
终于到了2010年，也就是上一任政府快要结束之前，温家宝2010年最后执政期间，他讲了下面一句话，这句话是由衷的肺腑之言，请您仔细听。那一年是深圳30周年庆典的时候，他亲自去参加讲了下面这句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所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都将得而复失”。尽管温家宝讲了这个话，但是你也可以感受到他讲这个话心中无奈的感觉，所以我们诊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改革不够全面。诊断还可以看到第二个问题，虽然我说改革经济跟社会和政治没有同步进行，社会跟政治严重落后，把经济摆在前面，但是就经济改革来讲也还不够深入。市场经济是做了，但是很多地方做的不够到位，市场跟政府之间的职能、角色还有点糊涂、模糊、甚至于错位，以至于很多地方该管的事情没去管，政府不该管的事情管了一大堆，或者政府该管没能管好，这就是错位。
所以接下来的答案很简单，中国只有一条选择，全面深化改革。不但要改革，而且要全面改革，覆盖到经济以外的社会和政治，而且就经济来说，虽然已经改的比较好了，但是还是改的不够深入，所以必须要深入、深化。既然改革已经变成中国无可选择的一个选择，而且要全面深化改革，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当前的形势面对到的是五七叠加。
第一，改革一定会伤筋动骨的，一定会影响到既有经济的秩序和经济发展的步伐的。所以，改革一定会有一个阵痛期，这个阵痛期好像也不是很短就过得去的，短的话3、5年，长的话可能更久，但是没有办法逃，如果现在逃过不想改，将来你可能会付出更昂贵的代价。
第二，不但是由于改革会出现阵痛，而且改革现在首要的一个重点是不是放在反腐，那么反腐会不会影响消费?会，会不会影响到投资?会，会不会影响到政府的支出?会。这就是当前中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难关。
第三，产能过剩、资产泡沫、高利贷问题、环境等问题相当程度上都反映了政府很多政策可能不一定对，特别是2008年9月金融海啸以后，我们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看起来后遗症相当的不少。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方法不对了，就不能够做继续错上加错了，而且要把过去产生错误政策所产生的效应需要有一段时间慢慢消化。于是，也就是过去一段时间，那些有问题的一些政策必须要消化，就是政策消化期，反腐改革期，改革阵痛期。这三个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必须还要看到中国面对的外在形势也特别不好。有没有注意到，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的时候，所有国家包括日本甚至包括中国都采取货币扩张政策，印钞票，特别是美国的QE量化宽松，其结果又如何?只能担心印出来的钞票只能造成股票的上涨、楼市的上涨，并没有真正把今天的经济走缓的趋势做一个根本的扭转过来。问题是什么?终于在最近一两年，有越来越多的世界经济知名现象，而且就提出一个新的理论“长期停滞论”。这些经济学家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济疲弱，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短期性的循环，所谓短期性循环有的短到3、5个月，有的3、5年，政府采取什么政策的时间刺激上去了，当你觉得过热的时候政府冷却一下，就下去了。这就叫宏观调控。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不大，现在好像不是，再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就是起不来，印出来钞票没有到实体经济去，统统跑的资产和股市、债市去了。这是一个假定，如果这个假定成立的话，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做一个判断，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什么要有长期停滞?到现在为止找到两个很重要的理由:一是基本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大陆、美国、欧洲，都出现所谓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通俗来说就是贫富差距。从占领华尔街开始到欧洲的茉莉花革命，都看到社会里的不满情绪越来越上升，不满情绪越来越上升，是政府很担心的一个社会问题，会影响社会和谐，但是今天从经济角度来看更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拉不起内需。贫富差距越大，内需越拉不起来。长期停滞的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普遍发生在美国、欧洲、日本、亚洲过去的几条小龙，乃至于今天的中国大陆也开始要进入，就是老龄社会。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进入到老龄化，像今天的日本为什么会停滞了20年起不来呢?1.3亿人口里面，超过60岁以上的将近30%了。再过几年可能超过40%，购买力怎么起得来呢?所以，这两个结构性的问题就不是过去我们很熟悉宏观调控可以针对解决的。于是我们看到十八大中国的形势，正好碰到第一个改革阵痛期，第二个反腐也是一个阵痛期，第三个过去的政策由于犯了错误，必须慢慢消化，而且不能再犯这个错误。第三四长期停滞期。由于这些外因叠加之下出现了第五个，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过去大家很熟悉的9%、10%、11%的增长率突然间离我们很远了，而且我们越来越开始被迫接受7%、8%的增长率了。于是乎，对执政当局来说，心里很明白，所以要给社会大众、给包括在座各位的所有民间、政府的官员，打预防针，习近平上台以后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首先他知道，邓小平南巡讲了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正确之道，必须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但是没有多久以后还有一句辅助，不再以GDP论英雄。换句话说，在今天中国大陆的决策高层，已经意识到我不要再像过去30年一样，把这个当做是一个唯一的标准，不但我不把它当做唯一标准，各地方政府、各部委也不要把它当成唯一的标准，要改革，必须要改革，必须要全面深化改革。于是李克强讲了，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作为执政当局的最重要的两个核心领导人物，习近平和李克强，其实对于整个形势的观察是了如指掌的，基本上掌握的都很正确，他们知道中国现在面临着的形势是五七叠加，今天看到的问题是巨大的反差。所以问题就出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改革不够全面，第二个是改革不够深化。所以今天中国必须要做的两个功课，一个是全面改革，第二个就是要深化改革，既然要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就必须可能要面临一些低增长或者稍微降低增长率的状态，所以习近平说，我们不要再强调GDP了。李克强说我们要把改革放在重中之重。
接下来，就要谈谈怎么改了。另外一个副标题出来了，习近平政治学，李克强经济学。先看政治学部分，全面改革必须要把过去比较忽略到的社会和政治，尤其政治体制改革要摆在中国发展的路线图上。可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习近平看得更清楚，今天中国的改革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已经不能像当年美国开国的时候搞出一部非常好的宪法出来，大家照着这个宪法行事。或者不能像日本战后，美国帮日本搞一套宪法，要么重新开始。甚至已经没有邓小平在1984年的时候的机会了，当时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现在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现在的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所以，习近平经过了一番思考以后，我认为基本上采取了路线图的第一条思路，就是集权。中国国家主席、中国总书记、军委主席，另外有三个小组，对台工作小组，自己抓；外事工作小组，自己抓；财经工作小组，自己抓。胡锦涛如此、江泽民如此、习近平当然也不例外，而且习近平比他们前面两位更早一些掌握军委主席，而不是等了两年或者四年以后。虽然他比前两任更作的掌握了这六个最重要的职位，但是经过一年多以来又增加了好几个，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组长，全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主席，网络安全及信息化工作小组组长，为什么要网络安全?看看斯诺登事件就知道了。最后一个是今年3月15号宣布的，中世纪国防改革小组组长，很多人奇怪，为什么要把这么多权力集中在你一个人的手里?特别是很多人纳闷了，财经一块按照过去的印象、过去的经验，似乎应该更多是国务院总理这块，为什么现在你要自己兼呢?其实你再多想想就明白了，不是他自己兼，还真不行。因为改革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有人一开始的时候很担心，是不是过于集权了，我讲了一句话，不集权何以言反腐。现在最重要的是腐败问题，习近平一上台以后第三天，亲自主持了一个由总书记做主持人的集体学习，在这个学习里面他讲了下面一段话“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导致亡党亡国。”他很清楚，他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必须要勇敢的面对。但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必须要集权，不集权何以言反腐，不反腐何言改革。今天说改革，如果腐败问题已经到了那儿严重的时候，改什么?什么都改不动。利益固化那么严重，既得利益团体千丝万缕，怎么改。不集权何言反腐，不反腐何言改革，不改革何以言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告诉大家的。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接近这个目标，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有更大的信心去实现这个目标。很多人怀疑习近平这个复兴是不是讲的过于夸张了一些。我可以告诉各位，什么叫复兴?复兴就是恢复到任何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长远历史上曾经创造过最璀璨、辉煌的时刻。
(同意 现场互动)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最辉煌的时刻，告诉各位，不管是2000年前的汉朝、1300年前的唐朝，甚至宋朝走下坡的时候中国的GDP从来都是全球第一的。换句话说，过去有30个世纪，中国在前28个世纪从来都是第一个，只可惜在1840年以后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中国的国势急转直下，一直到1949年以后基本上还是在底下，一直到1979年以后才开始出现转基因，而这个转基因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抓回了过去错失的宝贵机遇，市场经济，抓回了过去失去的宝贵机遇，民营经济，抓回了过去失去的宝贵机遇，工业化，抓回了过去失去的机遇，海洋大国。现在一个个抓过来了，所以中国从1978年排名全球第15位到1990年排名第10位，到现在为止20年每隔几年前进一位，最后到了第二位，2010年超过日本，再过十年左右超过美国。这就是习近平讲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下面一句话更可圈可点，“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目标”。没错，一步之遥了。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有更大的实力和信心去实现这个目标。但是，要去实现这个目标，前提一个就是改革，不改革怎么来复兴?但是，要改革就必须要反腐，而今天的国内外的形势要反腐就必须要集权。这就是习近平政治学，习近平政治学路线图就这么清楚。
习近平集权以后就是反腐，现在看到，我相信很多人都很难想象，一年半以前他刚刚上台以后颁布八项规定的时候，很难想象一年半以后八项规定反腐的力道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不仅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甚至于放在3000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也不多见。刚才讲了集权是为了反腐，反腐是为了改革，改革是为了复兴，反腐之道靠三个主题:一是纪委。所以纪委在党中央扮演了非常重的核心的角色，王岐山先生在这个方面担任的是非常挑重的工作。二是审计署。官方要通过审计的方式去首先发现了问题出在哪里，再提供跟纪委相配合，找出问题的症结。三是以腐反腐。因为腐败太普遍了，太深了，太多了，光靠纪委和审计署看不到问题的表象，只能根据一个可能有腐败迹象的人抓起来，或者把把审判，或者“双规”，了解到背后的一些很多、很复杂的情况，而且知道如果能诚实更多招认的话，可能就把知道的讲出来。没错，这就叫以腐反腐。可以看到习近平政治学从反腐到改革，基本上都是为改革铺垫，而真正的改革要从这里开始，就是李克强经济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提出改革开放，意思是中国必须要从计划管制经济朝市场经济转了，必须要从供应体制往民营体制转了，必须要从闭关锁国往开放和国际接轨转了。但是，方向很容易判断，实际上做并不简单，所以邓小平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就说摸着石头过河，必须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教科书里找不到怎么做，也没有一些成功的国家的经验给我们做参考。这一摸，摸了35年。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刚才讲过，除了改革不全面以外，还有改革不够深化，就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角色还是有一些模糊，还是不确定，有的时候这个越位了，有的时候那个缺位了，所以到了李克强、习近平这一任的时候，十八届三中全会讲了下面一句话，这句话太重要了，“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过去的说法，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两个字之差，从基础变成决定，就说明经过了35年的摸索，似乎现在越来越很清楚市场的重要性，市场的重要性基本上是不可打折扣，不能妥协的，必须要百分之一百的重视它，交给它，于是李克强作为中国伟大的厉以宁教授交出的学生，讲出了很精彩的话:“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那只手还给市场。”意思是我们看到过去政府有太多不必要的干预了，李克强还形容这只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有的时候还乱动一通。李克强说了，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律没有禁止的通通可以做，这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精神，还有一句话配套，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律没有告诉你说的，你就不能做，前面一句话，针对性是市场，后面一句话针对的是政府，法没有授权的就没有做。所以，李克强说，所谓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法制经济，由法律规范，法律究竟怎么规范?下面两个原则:法无禁止皆可为，凡是没有列在清单上的你们民间企业都可以做，政府列出来了，这个清单项目越少越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把清单又减少了，说明又在朝着这个方向走了。第二个清单，政府到底是什么权力可以做，每个部门要自己列可以有多少权力，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可以做。当我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李克强讲出了下面这些话之后，我的感觉是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5年，现在摸到了河中央了，似乎越来越接近那头了。大家还没有到那头，方向已经是正确了，比以前正确多了。为什么说还差一大步呢?政府跟市场相对的关系现在比以前厘的更清楚，但是如何厘的更清楚，我杜撰一个词，叫摸石头过河经济学。现在越来越接近河的那一头，要怎样真的摸到河的那头，就必须要补一门经济学的课，这个课基本上有两大篇，一个叫做市场篇，一个叫做政府篇。我们已经充分理解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有非常、非常绝对性的优点，但是我必须要补充一条，要上中国大陆所有的官员、民间都要了解到的市场能够资源优化配置，必须要有三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所有的价格要市场化。做不到这一点，我是市场，你找我来优化配置，对不起，我不负责任。你要我把资源优化配置可以，但是要给我满足这三个条件:一是所有价格市场化，这个价格不仅包括商品价格，还包括要素价格，资金价格，要素价格包括各种能源、天然气、电。资金价格就是现在金融改革最重要的两个:1.利率，2.汇率。基本朝着这个方向走，但是要理顺。二是市场经济能够实现自由优化配置第二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资产要私有化，这一条很难。邓小平1980就讲过政企分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退民进。回过头看邓小平也做不到，最多做到我不退民进，说明很难，最多让民进来，但是国不退，国要真正退就必须要有很大的决心，市场要解放，所以在朱镕基的时候做到一部分，叫做国退民进，但是回头看，邓小平时期也没有做到，最多做到的是国不退民进，说明很难，最多能够让民进来，但是国未必退。但是朱镕基之后，接下来的一任政府由于碰到世纪金融海啸，没有办法，就是保8，这一保又变成国进民退了。十八大之后，现在提出一个新的说法叫做混合所有制，基本上就是国让民进。中国进一步改革方向，希望在十九大、二十大之后继续做到国瘦民赢，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改革前景就更加开阔了。三是资源移动化，国内跟国外的资源能够更开放，所以中国加入自由贸易区，跟韩国、跟东盟都在谈，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将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是朝着这个路走。
市场经济如果确保这三条的话，政府该做什么，政府也有三个工作:一是尽最大努力辅助市场经济能够保证这三条做得到，让它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能够做到，如果政府做不到，责任不在市场，是在政府。二是市场经济两个最大的缺点，一个是收入分配的改革，二是经济外部性行为的矫正，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政府的第三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提供各种公共产品，这是市场提供不了的，政府说我来。如果把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做这样一个区分，把这个东西搞很清楚了以后，中国就有机会真正过河了。但是，难度很。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展望。
三中全会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从来就是关键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第一个三中是十一届三中，是1978年。当时作出了一个决定，就是把1978年之前30年走的错误的三个方向，百分之百的计划经济，百分之百的公有制体系，百分之百的闭关锁国朝着正确的方向转，计划专项市场，公有转向民营，闭关变成开放。但是还没有真正的走到位，所以这才有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刚才我所讲的内容，进一步把市场和政府角色，就是政府什么可以管，什么不可以管，企业资产政府的角色怎么样，国怎么退法，要把这个讲的更清楚。但是，就像我讲的，所有的改革一是难在思想很难解放，一直到今天，我预计到大家能不能对国有和民营这个概念充分的理解和接收，我基本上打一个问号。虽然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更多的倾向于民营企业发展的越好越好，但是在今天的决策层、今天的社会大众里必须一个普遍观念，还要打一个问号，所以是不是要进一步思想解放。第二个涉及到一些利益固化的问题，会抗拒的，不管国有企业利益固化，政府的部委也有利益固化，还有地方政府更为利益固化，这里挑战很多。第三涉及到改革的专业，不是那么快非常得心应手。虽然我们看到一个曙光，看到一个大方向，我认为真正中国还需要花35年时间，大概再到25届三中全会，就是2048年，恰恰就是2个100年的第二个100年的前一刻，我估计这些没有完成的艰难的功课，经过再三十年左右基本上就可以往前面推得更好，我希望如此。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再发展的话，在座的各位民营企业，在座的各位中小企业，在座各位的服务业，我可以预期，你们基本上可以期待一个越来越开阔的发展的空间。所以，你们将来可能对中国GDP的贡献将会与日俱增，你们的责任也会越来越大。
最后用中国的成语和各位互勉，在座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以及改革之后的复兴你能作出的贡献那真是“任重道远”，用这四个字给各位这个年会做祝贺。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