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资本监管制度变革（2）

新的资本制度带来的影响   　

首先，新的资本制度的实施对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去杠杆化冲击，带来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定量测算，实施巴Ⅲ后，全球100家国际活跃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平均下降2.4个百分点，总资本充足率平均下降4.5个百分点，在不考虑过渡期的情况下存在6288亿欧元的资本缺口，其中核心一级资本缺口2082亿欧元。这些缺口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日本和法国的资本缺口合计超过全球缺口数量的80%。正因为如此，巴塞尔委员会设定了长达6年的实施过渡期，希望在增强市场长期信心的同时减少对市场的短期冲击。从长期来看，新资本制度还将显著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复杂衍生产品和证券化的资本要求大幅提高，危机前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自我循环、自我创新的金融活动将受到抑制，金融市场的复杂程度将逐步下降，市场透明度得以改善。 　

其次，新资本办法对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短期冲击不大，但长期影响意义深远。短期冲击不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西方发达国家那些复杂的资本工具和衍生金融产品，在新资本制度中，前者大部分不能再作为合格的资本，后者的风险权重被大幅提高，因此，用新办法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下降幅度很小。以我国为例，新办法与老办法相比，无论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还是总资本充足率下降幅度均不到1个百分点，而且主要是由于新增了操作风险资本要求造成的。如果剔除这一因素，新办法与老办法计算的资本充足率将基本持平。今年一季度末，在不考虑过渡期的情况下，我国银行业的核心一级资本缺口仅有33亿元，对市场的冲击微乎其微。但是，长期来看我国仍存在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信贷规模增长刚性，产生新的资本补充压力；二是缺乏优先股等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这种压力需要通过转变银行发展模式和完善金融市场进行缓解，而不应将其全部归因于新资本办法的实施。

虽然短期冲击不大，但新资本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影响却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第一，新资本制度将进一步强化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约束机制，这一点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转轨国家更为关键，是构建和完善市场机制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新资本制度将强化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督促金融机构不断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新资本制度要求金融机构不仅要关注传统的信用风险，还要关注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别风险、声誉风险等等，并动态确认所拥有的资本是否足以抵补各类风险。新资本制度还为金融机构提高和改进风险管理能力提供了激励机制，允许具备一定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识别能力的银行使用内部模型计量资本要求，在准确度量风险的基础上节约资本。第三，新资本办法将成为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重要动力，随着资本约束机制有效性不断提高，高资本消耗的传统信贷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需要通过不断的金融创新实现在不削弱支持实体经济能力的基础上向资本节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型。第四，新资本制度还将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丰富金融产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突破口。新兴市场国家普遍缺乏兼具股权和债权特征的符合巴Ⅲ要求的资本工具，新资本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新的倒逼机制，成为发展中国家梳理各类金融工具法律关系、市场定位、相关机制安排，加快金融改革的契机。

最后，新的资本制度对各国监管当局提出更高要求。新的资本制度表面看起来是提高对金融机构资本水平和质量的要求，其背后是对风险识别、度量、管理、抵补和处置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是针对金融机构的，同样也是对监管当局的要求。第一，新资本制度扩大了监管当局的职责，不仅要监测和防范单体金融机构风险，还要识别和防御系统性风险，监测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的积累情况，并运用宏观审慎工具加以应对和化解。第二，新资本制度的第二支柱不仅要求监管当局要评判金融机构计量的资本充足率是否准确，还要评判资本是否真的充足、能够覆盖各类风险。第三，在第一支柱下，如果金融机构使用高级计量方法计算资本要求，监管当局还要审核其所使用的内部模型是否可靠，能否准确度量风险。在金融市场如此复杂、金融产品如此丰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如此庞杂的环境中，金融监管当局能够胜任这些职责吗？这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管当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除加强培训、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外，某些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也是必要的，这是世界各国都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