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投行与“美国梦”

□郑渝川  

华尔街投行合伙人在二战之前的100多年里，一直是“美国梦”最有说服力的代言词。从19世纪初开始，一批又一批新移民在美国白手起家，从农业到商贸业，再到制造业，以及在当时还显得颇为神秘的金融业。加入到金融业的许多“新美国人”以最快速度发家致富，探索出多项新型金融业务，在美国经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还从把持世界金融霸权的欧洲金融家族手中接管了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操控权。

华尔街投行的发展史，成为了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前，美国卷入的所有战争，投行几乎都置身其中，负责筹资。南北战争中，杰·库克成为了兜售国债的“关键先生”，如果没有他，林肯就很可能成为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美国更著名的投行银行家J·P·摩根更是两次出手挽救美国的货币，避免美国陷入经济和社会动荡，被历史学家誉为拯救美国民主制度的功臣。

华尔街新贵原先生活在欧洲的祖辈，多为平民乃至赤贫阶层，但在通过投行业务获得成功后，也发展出跟欧洲老牌贵族、银行家同样的艺术品味。你可以理解这是一种附庸风雅，但正是因为此，才会出现大量的富人捐资流向文化、艺术、教育领域，特别是艺术设施和高校捐建，从而根本性的改变了美国的“文化沙漠”形象，为20世纪以来大量科学、文艺、经济等方面的卓越人才的大量涌现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在名著《有闲阶级论》中谈及的“炫耀性消费”，就是以白手起家的华尔街投行合伙人的铺张消费喜好为研究对象的。

正因为华尔街投行银行家如此迅速地获得财富和影响力，这些新贵在实物和文化消费方面又表现出与清教徒传统格格不入的奢靡，因而在发挥“美国梦”励志效应的同时，也催生了相关阴谋论的出现。一种流传至今的说法是，华尔街投行银行家白手起家创富的奥秘，实际上就是因为充当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的代理人，是欧洲犹太人控制美国阴谋的一部分。

阴谋论传说，在J·P·摩根带领其他多位华尔街投行银行家挽救美元之后达到了高潮，相当部分的美国人都相信犹太银行家才是美国的统治者。民意驱使下，美国政府开始搭建针对金融业的监管体系，试图“驯服”超出政府管控能力的华尔街。但随即组建的美联储，也被说成了新阴谋的产物。再后来，美国国会通过了商业银行和投行强制分业经营的法案，一批曾经叱咤风云的华尔街投行因为错误判断这项政策的持久性，进而错误作出应对，最终消亡。

让19世纪内创办的许多投行，在二战前后走向倒闭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旧有的合伙制模式变得不合时宜。华尔街投行在整个19世纪以至二战以前，多采用的是合伙制模式，这也跟其创始人白手起家的创业方式有关。合伙制模式下的投行以简单的劳工关系为基础，辅以合伙人监督指导核心业务。这种模式被证明无法适应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市场，一些投行银行家尽管极其不情愿，但更能高瞻远瞩的认识和预判到市场发展形态，继而让合伙制投行转型为上市公众企业，引进工商企业管理架构再造了投行体制。为今天的人们所熟知的高盛、雷曼兄弟、美林等生命期延续到21世纪的华尔街投行，就是因为几十年前顺应形势进行过重大变革。

也有不少投行迷恋合伙人模式，迟迟不能作出改变，错失了转型机遇，也就无法建立起正常的公司管理机制，这样一来，无论在承销股票、债券还是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时，人为风险就会被放大到无法控制的程度。这些投行的另一项顾虑在于，担心放弃合伙人模式、转型为上市公司后，会被迫接受公众监督和更多的政府监管。这种顾虑有其合理性，公众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向来流于感性，容易被传言所误导，而政府监管也常常为民意所挟持，但明确拒绝上市并接受公众监督则更容易让投行陷入无法自证清白的泥淖。两害相权取其轻，历史证明，放弃合伙人模式而选择上市，既是投行必要(顺应市场、竞争需要)又是必需的选择。

美国财经作家查尔斯·R·盖斯特曾是一位金融市场分析师和投资银行家，已出版过数十部以华尔街发展史、投行研究等主题的作品。查尔斯·R·盖斯特所著的《华尔街投行百年史》一书，近日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本书以类似于纪传体的方式，讲述了克拉克-道奇、杰·库克、库恩-勒布、利格曼、布朗兄弟、哈里曼、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德威、美林、高盛、赫顿、所罗门兄弟、德崇、诺斯德等华尔街100多年历史上出现的知名投行的兴衰史，并将单个投行的兴衰放到美国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之中，着重分析各家投行兴衰成败的个人原因、历史原因、市场因素等。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华尔街投行百年史》一书有助于了解华尔街发展的全貌，通过华尔街投行、投行合伙人模式的兴衰历程对金融市场发展规律建立更为清晰的认识，归结起来可以表述为“不创新，就是自取灭亡”。当然，查尔斯·R·盖斯特也提醒，创新的重要性、必要性并不意味着盲目创新，华尔街投行史上也有冒险导致满盘皆输的诸多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