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理解市场才能修复崩溃的市场。”——埃尔文·罗斯。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尔文·罗斯最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似乎着急于人们还没有完全地领会市场就开始着手弥补。就像人们希望能够用他的稳定配置理论和市场设计，来更好地修复当下支离破碎的全球市场一样迫切。困难的是，在这个多事之秋，不论是全球经济图景，还是一国之内的经济数据，似乎都模棱两可，叫人脑袋膨胀。

7.4%，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创下3年半同比增速新低。但这同时2.2%的环比增速，却是近四个季度的新高。

不同的人从一系列相同的经济信号中挖掘到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瑞士信贷亚太区首席经济师陶冬、经济学家马光远、银河证券董事总经理左小蕾站在一个阵营之中，他们认为“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而另外一些严苛的评论则说此时判断还太过轻率。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复杂，欧债危机困局依旧，日本增长动力模糊，美国QE3计划的长期效果仍待观察。

向来审慎的世界银行在数据发布前一周，将中国今年全年增长预期下调至10多年来的最低值7.7%。而作为中国国有资产的监管者国资委，更是向管辖下的各央企发出预警，说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紧缩时期，要做好3-5年过寒冬的准备。

寒冬不仅因为中国自身，更是因为外需萎靡的整个大局。欧盟——中国第一大出口对象，依旧在为债务问题挣扎。而忙于大选的美国，则大打贸易保护主义牌。

在欧盟和美国海外市场的严重萎缩之下，中国光伏产业率先中招。

2012上半年，中国500强共有21家亏损公司，中国远洋控股亏损最为严重，紧随其后的连续三名亏损企业都是光伏企业，7家新能源企业累计亏损160.61亿元。出口锐减、产能过剩，多个光伏产业基地停产。就在政府还在紧急调研、给予政策支持的同时，光伏行业排头兵晶澳太阳能在美国资本市场遭遇重挫。由于公司股价连续3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1美元，已经在10月11日收到纳斯达克通知，公司将在2013年4月9日前，连续十个交易日收盘价格高于1美元，从而重新满足上市交易准则。

如果说，对于光伏企业而言，这是突如其来的打击。那么有些行业则是寒冬过后又寒冬的煎熬。

武钢养猪了。这家钢铁央企在非钢产业上的激进态度，喊出了多年来无法摆脱寒冬的整个钢铁产业的委屈。经济增速下滑、投资减少、产能过剩、库存积压，这些新老问题纠结在一起，形成了钢铁行业惨淡的答案。

萎靡还延伸到产业链下游，9月以来，20多家钢贸企业因贷款到期无法偿还，被民生、光大等银行集中告上法庭。

中国实体经济的境况，似乎从未像这样令人担忧。同样的出口依赖和产能过剩，成了问题行业前共同的答案。

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

好在欧洲经济的恶化以及国内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拖累有限。企稳反弹的信号，虽然比一部分市场预期认定的二季度来得晚了一些，但终究是叫人看到了。

8.1%、7.6%、7.4%，这是今年的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变化，GDP增速似乎注定会成为今年贯穿始终的一个话题。

粗看之下，似乎是一个低点接一个低点，但如果从更能精确反映经济短期变化的环比口径来看，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速为1.5%，二季度为2.0%，三季度为2.2%。

其他多项数据显示了中国经济见底回升的格局。9月份工业生产大幅提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比8月份提高0.3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79%，三季度呈现加速趋势；同时先行指标PMI 9月份小幅回升，扭转4个月持续回落的趋势。

9月份外贸和社会零售额数据都好于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14.2%，比8月份回升1个百分点，出口增速是9.9%，比8月份高出7.2个百分点。

温家宝总理在17日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指出，三季度的经济形势应该说比较好，现在可以有信心地讲，中国经济增速基本趋于稳定，并且继续出现积极的变化。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左晓蕾：投资和出口在第四季度都可能有一些不管是季节性的也好，还是政策效果也好，它都会有一个相对第三季度的一个充分的显现，所以我觉得第四季度的增长达到7.5以上，然后全年的平均水平达到7.5以上应该没有悬念。

持续改善面临的不确定性

虽然稳外贸和促进国内消费对三季度经济筑底具有重要作用，但判断经济已见底的最主要依据还是投资数据。短期来看，中国经济“稳增长”的着力点还是在于“稳投资”，投资在当前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纵观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出口受困于海外需求，消费转型是中长期进程，短期内的“稳增长”仍然需要投资来有效驱动。

发改委近半年加快了项目审批速度，在5月和8月陆续皮肤了一系列高铁、公路等项目，确保了投资的稳定。9月初，发改委又公布了批复的25个城轨规划、13个公路建设项目、10个市政类项目和7个港口、航道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陈玉宇：第一，这些政策是必要的，第二，这是不得已的一些政策。中国中长期内还是一个缺乏基础设施的国家，那么当我们经济低迷需求不振的时候，国家通过建设这些个项目来拉动国内需求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低迷的局面不至于进一步变得更恶化。

在经济筑底回升过程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稳步发力。9月份CPI同比增速重新回落至“1时代”，为货币政策留下了空间。

东航金融海外金融部研究员　廖料：近日，我们也看到像发改委的话也批了大量的项目，而央行的一个逆回购目前的操作周期的话，实际上也是在增加，这样的话实际上对缓解市场的流动性实际上还是有所裨益的。所以综合来看，我们觉得央行目前的调控政策是更加地灵活。

但有观点认为，鉴于目前外汇占款增加和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稳步扩大，预计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近期推出的可能性不大。

回顾过去的3个季度，中国经济可谓是在水深火热当中潜行，能够保持当前总体良好的发展势头，与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密不可分。

进入2012年，持续近四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结束，欧美债务危机不断“发酵”，世界经济大有“二次衰退”之势。

今年5月下旬，中央果断决策，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积极采取扩大需求的措施。

此后，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措施应声出台：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两次调低存货款基准利率，扩大利率特别是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关系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出台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八项政策举措等等。

时间倒回到2008年。从这一年金融危机后的“保增长”到当前经济持续放缓下的“稳增长”，中国经济在过去4年间应对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攀升、海外需求环境恶化等多重挑战，宏观经济政策的数次转向也尽显经济转型之困难。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左晓蕾：2008年最大的影响是因为来自于外部的危机，这次应该不是，应该是说受到了外需的影响，但是我们自己有结构性的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陈玉宇：跟08年这次经济危机相比我们此次的经济减速应该是说两个作用导致的，一个作用就是危机后的世界的普通的复苏缓慢这一根本性力量决定，第二个是中国的中长期和结构问题的反映这两种力量，纠结在一起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在于经过2008年、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之后，大家充分认识到短期稳增长和中期调结构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4年内的两次经济减速，其原因不尽相同，故不可同日而语，但需要看到的是，中长期的结构问题再一次成为未来调控决策的重中之重，尤其是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如何适应新阶梯

政策的关注点应该是稳增长的同时要兼顾结构调整。“不是要不要转型，而是不转型就没有出路”，经济低迷期的政府和企业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有中国外贸“晴雨表”之称的广交会，日前已经结束第一期。数据显示，第一期到会人数同比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欧洲市场的成交额更下降了23.1%。面对不容乐观的出口形势，许多中国外贸企业纷纷谋求转型升级，积极应对“寒流”。

杭州凹凸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已有9年经营历史。

2011年，公司开始转型，向研发型设计公司做转变，从事用户研究及产品设计，为客户提供产品设计系统解决方案。

凸凹工业设计 总经理 李立成： 我们以前是一个被动型的、委托型设计服务，能够转化成自主型的、新型的下一代产品研发的平台，区别于以前为客户做的命题作业，而变成一个我们自主的去开拓的一种新兴产业的内容。

您可别以为这是一个行李箱，拉杆儿拉出来之后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旅行箱式衣物挂烫机，非常的节省空间。

再看看这个黑色的圆柱体，除了可以当茶几使用之外，它还是一个360度全方位的电冷风扇，而开关调节器就是桌面上的电子触摸屏。

这两件富有设计感的电器，只是该公司众多多功能新奇特产品中典型。而这家公司也只是本届广交会众多参展企业中的代表。

广交会产品设计与贸易促进中心 高级经理 丁少丹：那么现在中国的企业已经注重了自己的研发能力，也能够提出自己的创意和设计，对于外国采购商来讲他们其实是得到了更多的商机。那么我们中国企业也是在自主研发、自主制造、自主销售的过程中不断的向“微笑两端”的过程延伸。

在外贸出口企业面对疲软的国际需求时，传统出口产业受到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在加大，企业积极应对，通过提升产品附加值，加速自身转型升级。

三季度GDP增长7.4%，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长7.5%，仅仅差0.1个百分点，单从这个数据本身，我们又能得出怎样的结论？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左小蕾：大家就是有一种高增长的一种偏好，一到了7.5大家都慌了，实际上如果我就说就业没有带来太大的问题，我们就应该更多的要兼顾结构调整。

财经评论员马光远称，长期而言，中国经济结构性的，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严重，7%的增长未来会成常态。众多长期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学者也认为，中国正处于从长期以来的追求增长数量，到看重增长质量的转变初期。

陈玉宇教授认为，中国的中长期还是大有作为的，通过或早或晚必须做的制度改革，中国的经济活力会重新焕发。那么支撑下一个高增长期的制度改革，来自于哪些方面？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陈玉宇：第一个方面是劳动力市场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当中最大的生产资源，怎么样让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有效率，是经济的第一重要的事情。

欧洲的一份报告表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会持续30年，在这30年当中，平均每年应该大约有1800万到2000万的新增城市人口，如果在制度上能够配合，极大的促进这一过程，中国的城市化所带来的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的热潮是不可避免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陈玉宇：如果我们逐步放开户籍的限制，逐步的鼓励这些个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同时伴随着财政上的改革，教育上的改革，医疗上的改革，会焕发很大的内需的力量，从而造就新的繁荣。

陈玉宇总结的第二方面在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陈玉宇：中国通过改革金融体系提高资本配制效率带来的增长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其改革的方向就是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减少这个间接融资的比重增长直接融资的比重，允许企业发股票，发企业债，发其他各种工具来募集资金，来能够适应市场的多元化，多元的风险分担，多种的经济机会的把握，适应这种情况。

除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服务业的大规模快速发展将会构成下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另外一个动力。

此外，代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点的7大战略新兴产业正规模性的延伸开来，关于新能源的发展和讨论显得格外的耀眼。

对于新能源的投入产出比，行业专家算了一笔账：根据预测，到2020年，新能源建筑一体化的大规模应用可以替代全社会30％左右的年用电需求，总体拉动经济增长规模可达20万亿至40万亿元，累计创造4万亿元的财政税收。

在大力倡导新能源的背景下，层出不穷的资本英雄、拔地而起的风机和太阳能板、全国超过一半的省份在打造新能源基地。给装备工业和设备制造领域带来跨越式的飞速发展。然而，设备仅仅是“工具”，“工具”的过剩带来的是企业倒闭、破产、兼并、重组。

在节能减排已近变成一种道德力量的时候，我们为新能源的发展冲动叫好，却也为其一哄而起背后的盲目和无序而担忧。

我们确实有必要借这次诺贝尔经济奖评选的机会，对“资源配置”、“稳定匹配”、“合作博弈”之类的概念和学说进行深入的研究，用来帮助指导我们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某些难题。

比如说，在目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加快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是确保今后若干年间经济持续发展重大战略抉择。那么，从什么方向、以什么方式去主导产业升级呢？我们的资源如何更好地重新配置呢？当那些产能过剩的、技术落后的、成本过高的、技术密集型的企业需要调整，或已经开始调整的时候，相关企业仅仅是“调整对象”，还是实现升级的主力？在此过程中，新的项目与资本、劳动力之间如何匹配，政府与企业之间需要何种协调，如此等等的问题要在实践中一一解决，亟需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安排。（新华社记者 舒权斌 喻妍  编辑：刘璐   主编：李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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