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议会前议长：欧盟是防欧洲自我边缘化堡垒

新华08网北京3月19日电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月27日刊登曾于1994年到1997年担任欧洲议会议长的克劳斯·亨施的一篇文章，题为《欧洲的意义和价值》，摘编如下:

60年来，欧洲首次需要公民做到努力、奉献和团结。迄今的历次危机造成的后果可以被归咎于布鲁塞尔的行政机构。但解决当前的危机需要成员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迅速作出决策。在围绕欧元救助机制、节约指标、债务减记和国家破产的激烈争执中，民众对欧盟的认可度就像处在气候变化中的阿尔卑斯山冰川一样逐渐消融。鉴于救助欧元的风险与负担，许多仍然以批判态度支持欧盟的人也在思索欧盟整体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

事关整体时，必须重新定义欧洲。必要的、困难重重且风险极大的欧元救助机制无法承担这一任务。但在幕后，欧盟的构造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多欧洲”早已成为现实，尽管它与人们一再设想的不同。主权丧失、债务担保联盟、经济政府——现实领先于人们的构想。构想必须迎头赶上。

例如，欧盟的存亡虽然仍取决于成员国，但成员国的存亡却也愈发取决于欧盟。在公共债务的重压之下，此前不可侵犯的国家主权又有一部分瓦解了。受影响的不仅是国家预算，还有社会结构。希腊融进了欧元。为了留在欧元区内，雅典付出的代价是彻底放弃主权，不得不在保有主权的国家破产和在外国监督下整顿财政之间作取舍。

看一看希腊的困境，会促使其他债务国家在走到那一步和受到警告前就遵守一揽子财政计划的要求。在过去18个月内，有6个国家的政府“因为欧洲”而垮台、辞职或败选。它们为自己在欧洲政策上的失败(在斯洛伐克则是为积极参与欧洲)承担了责任，并付出了国家权力被削弱的代价。政治行动走在条约规定的义务前面。这是从未有过的。

但要考虑到的是，每个成员国加入的都是希望联盟，而今所有成员国在危机中发现这其实是债务担保联盟。这虽然没有在条约当中被确定下来，却变成了经济和政治的现实。债务担保联盟产生于欧盟内部越发紧密的联系，而且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能在不给自己和其他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前提下脱身。债务担保联盟并未强迫强国承担弱国的债务，但它使强国不可避免地要持续金援弱国。

德国各联邦州财政平衡的义务和机制不应充当欧洲财政平衡的模式。欧洲财政平衡需要靠其他措施来实现，比如共同的欧元债券。提供资金不是为了在从赫尔辛基到里斯本的广大地域内实现同样的生活水平。它必须由欧盟控制，以构建竞争力为目的。

今天一些成员国的债务给欧洲造成了很大问题。将来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将给欧洲造成更大的问题。必须通过大力节约和深入改革来削减债务。必须在社会上公平地分摊由此产生的负担。每个债务国都应该将这种观点作为本国面临的挑战加以接受，不应将这视为欧洲或德国开出的“强制性条件”。欧洲面临的挑战则是在弱国推动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强大的成员国必须出于对自身和整个欧洲利益的考量而接受这一挑战。欧盟的财政预算只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靠这些钱办不了多少事。

不管怎样，造成国家债台高筑的并不是备受指责的布鲁塞尔的“怪物”——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盟部长理事会。债务是各国政府和国会自己堆积起来的。债务危机迫使大多数成员国——尤其是德国——做出了它们20年来不愿做的事:

更紧密并以更具约束力的方式协调各国的经济政策、金融政策和预算政策——程度超过了法国、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此前提出的所有计划。

人们如何形容这种协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将深刻影响各国的税务管辖权和各国议会的预算权，而且因此不可能不触及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领域，例如养老金体系和工作时间规定。这涉及的不单单是债务国。今天在债权国有些人指责未来将定期召开的欧元集团峰会缺乏贯彻力，但他们明天就会批评欧元集团峰会在搞“布鲁塞尔中心主义”。

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将在处理共同的错误和失误以及避免重蹈覆辙方面发挥作用。但就行使核心决策权而言，与其说它们缺乏立法权，不如说它们财政实力不足。即便欧盟的财政预算增加一到两倍(没人愿意这么做)，这笔钱也不够在国家债务危机中采取有效行动。

德国在欧盟中的角色急剧改变。这场危机表明，不仅德国的一举一动会比其他成员国的作为对欧盟伙伴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而且德国什么都不做也具有同样的效果。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说到了点子上:“比起德国的力量，我更担心的是德国无所作为。”这句话不是为德国统领欧盟颁发执照，而是提醒德国意识到它承担着特殊的责任——不仅是对自己的责任，也是对整个欧盟的责任。

欧盟的伙伴期待德国清醒地意识到自身优势和依赖性。德国现在因其地理位置、人口规模和经济潜力成为了欧洲的核心力量。它必须通过责任感和可靠性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不融入欧洲，德国就会被孤立；而没有德国领导，欧洲就没法前行。德国的政界和媒体必须经受住这种考验。

欧盟需要有人来领导。欧盟没法指望布鲁塞尔的行政机构和人员来领导自己。欧盟期待德国扮演这一角色。这种期待同对德国的批评一样并不新鲜。新鲜的是，退居二线已经不被视为谦虚，而是被当作不负责任了，临阵退缩就更不用说了。领导意味着带上伙伴，尽量多带“大”伙伴并且也不忽略“小”伙伴。“默科齐”是否总能机敏行事这个问题可以先搁置起来。这个“德法组合”听起来仍然别扭。尽管如此，事实表明，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密切协调仍然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动机。

救助欧元对德国来说代价会很高昂，但回归马克在金融和经济上的代价会更高。其政治后果也会是毁灭性的。欧洲自上世纪60年代起建立的对德国可靠性的信赖将毁于一旦。德国也许能过没有欧元的日子，但是欧洲其他国家不行。对所有人来说，这场灾难都不会“仅仅”是经济性的。欧盟没法简单地回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前的状态。希腊人(古代的)够聪明，知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维持欧元并非关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但放弃欧元将意味着欧洲一体化开始终结——这将是一场后果难料的百年灾难。

在上世纪中叶，重要的是在欧洲建立持久和平，并从鲜血、仇恨和破坏的海洋中重新站起来。而在新世纪之初，重要的是保持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并将统一与民主在欧洲协调起来。这种重点的转变让欧洲各国人民及其领导人面临着将与60年前具有同样影响力的抉择。

欧盟是防止欧洲在道德、政治和经济上自我边缘化的堡垒。欧盟面临抉择，即究竟是参与塑造世界还是被世界所驱使。谁让自己被驱使，谁就交出了命运的主导权。欧盟要么向世界表明，欧洲对世界(仍然)意义重大；要么世界就会向欧盟表明，欧洲对世界(已经)多么无足轻重。

在决策权越来越大的国际组织中，唯有欧盟通过直接选举的议会为公民提供参与决策的权利，唯有欧盟根据人口多少权衡成员国的影响力，唯有欧盟允许国家代表在高于国家的层面上发挥影响。欧盟是全球唯一的跨国民主工程。它正在努力开拓未知领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