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评析】全球经济周期非同步摩擦冲击和中国政策的选择

新华财经北京12月28日电  题：全球经济周期非同步摩擦冲击和中国政策的选择

作者：《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课题组）资深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张平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启的全球化主导全球各国经济和技术的分工、合作、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经济周期趋于同步，表现为全球经济的高增长与低通胀。2022年由于疫情的持续冲击，乌克兰危机，全球各国加速出台了区域化协定，欧美出台了对峙性产业政策，经济政策越来越不同步，全球化出现转变。地区冲突、疫情等因素导致供应链脆弱，而欧美国家疫情救助政策直接导致了“疫情泡沫”，出现了自全球化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全球规则也让位于区域联盟，全球化叙事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转变。主要发达经济体处于不惜一切代价抑制通货膨胀，全球信用全面收缩，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周期越来越不同步，经济摩擦加大，引发了全球供需再调整，全球经济继疫情第一次冲击后未完全复苏，2023年又将遇到全球需求收缩的二次冲击中，全球经济进入到了“低增长与顽固性通胀”并存的新格局中，其对全球再调整和中国经济产生了直接冲击性影响，应对新的冲击需要国内更具有弹性的政策选择和体制改革。

一、全球宏观经济周期不同步的摩擦与冲击

全球化的裂痕从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已经显示出来了，后经2020年后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加上2022年的俄乌冲突，和平与发展势头减弱，全球经济分化加速，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周期越来越不同步。由疫情冲击引起的不同宏观政策应对直接导致了不同的政策周期，不同的政策周期表现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步上，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GDP）和通货膨胀（CPI）不同步。地缘政治冲击导致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则是同步的。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食品等大宗商品的冲击，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成本冲击，这一冲击全球均同步，引发了全球经济更广泛的波动。

1.主要经济体GDP复苏和通货膨胀不同步

全球一些主要经济体对疫情救助方式的不同，导致了经济衰退、复苏和通货膨胀的不同步。我们通过经济增长（GDP）和物价（CPI）的变动来简单加以刻画。这里我们利用2018年一季度至2022年一季度中国、美国、欧盟、日本GDP指数季度时间序列，通过HP滤波剔除趋势项，来考察各经济体GDP周期波动的相关性。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的GDP季度波动与美国、欧盟、日本的相关性非常弱，相关系数最高也仅为0.2，而美国、欧盟、日本GDP季度波动之间具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均超过0.9。可见：1）中国与发达经济体抗疫政策的不同，也引起了经济周期的不同；2）中国当前是处于低通胀和经济放缓的态势，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只有0.4%，与发达经济体的高通胀和高复苏形成了不同的周期趋势。

数据来源：wind 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杨耀武博士测算

注：时间跨度为2018年一季度至2022年一季度

从全球通货膨胀，特别是欧美通货膨胀看，中国更是与之无关（见表2），2022年欧美国家纷纷创出全球化以来最高的物价水平，美国物价最高达到9.1%，连续加息依然在8月保持了8.3%的高位。英国、德国也经历了同样的物价高位上涨，全球物价普遍上涨。而中国8月物价同比上涨了2.5%低于7月物价，通货膨胀周期与全球是不同步的。日本与中国的物价波动有着相关性，表现为经济复苏不强，仍有需求不足压制通货膨胀的特征。中国在三、四季度以复苏为基本诉求，而欧美国家以抑制通货膨胀为政策诉求，而中国以无需担忧通货膨胀，可以继续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复苏。

数据来源：wind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杨耀武博士测算

注：时间跨度为2018年一季度至2022年一季度

2.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同步

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情况下，全球经济的PPI走势较为一致，可以发现中国PPI季度波动与美国、欧盟、日本及全球的相关能源、船运等相关生产价格指数都是强相关的，相关系数最弱也超过0.8，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各国都是成本项目。欧美持续加息和中国采取的审慎宏观政策都有效地遏制了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已经普遍回落，中国2022年8月的PPI只有2.3%，低于了CPI，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数据来源：wind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杨耀武博士测算

注：时间跨度为2018年一季度至2022年二季度

3.宏观政策周期不同步

世界主要经济体周期不同步源于疫情冲击。新冠疫情大流行属于自然冲击，它不同于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具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其传染性致死率、流行持续时间、疫苗研发等诸多不确定性，各国采取根据适合自己的资源和社会传统特性的抗疫方案和配合相一致化经济救助方式，直接导致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处于了不同应对疫情冲击的应对政策。美欧发达国家从开始就采取了“全员免疫”的抗疫策略，相应地在隔离期间采用短期激进的“直升飞机撒钱”的经济政策，直接发放救助到各个家庭，家庭购买力上升，但劳动者居家得到补贴后不愿再劳动等原因导致供给不足，供需不平衡，当疫情隔离放松后，迅速产生了“新冠泡沫”（The COVID bubble），即美欧国家的高通货膨胀，再遇到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导致了美欧国家自全球化后未有的高通货膨胀。美欧采取了连续拉高利率和紧缩信用的不惜一切代价调控模式打压通货膨胀，进入到信用紧缩周期。中国采取动态清零的抗疫政策和审慎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平稳，同时成为了全球最早提供生产供给的国家，但由持续的疫情冲击导致了中国的内需受到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审慎的救助政策克服经济的大起大落，但复苏步伐也受到疫情持续的困扰，2022年全球复苏中中国经济增长反而放缓，因此在美欧加息反通胀的信用紧缩周期时，中国始终采取了降息和扩张信用刺激增长的信用扩张周期。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势头已经被美欧信用收缩所削弱，美国在打击因“疫情泡沫”引起的高通货膨胀中正在牺牲增长。美联储预计美国2023年增长04%-0.7%。而世界银行认为，发达经济体的信用收缩会全面拖累世界经济的增长，美国年底加息超过4.5%，2023年预计加息到5%，欧洲也继续加息超过2%，日本已经加宽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从0.25%升到0.5%，全球经济将面临需求的收缩。全球经济放缓已经是一个确定性趋势。美国、欧洲持续加息，信用收缩和美元指数持续上升都导致了全球信用收缩，全球经济放缓和需求下降对中国的外需是一个抑制，也对中国汇率产生压力。

二、全球收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政策应对建议

国际收缩对我国的影响已经显现，10、11月中国出口持续两个月呈现负增长，分别为-0.4和-8.7，出口的负增长2023年仍会持续，带动中国抗疫期间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变量出口因素慢慢减速。2022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3个百分点中，有一个百分点是靠净出口。展望2023年，如果净出口缩减，那么弥补出口需要国内内需大幅度提升才行，因此不仅需要短期之策，更需要基于建立中国统一大市场的更深刻的市场化和市场机制架构的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对宏观政策做了全面部署。在此，笔者就基于中国建立统一大市场的长期政策提出若干建议。

基于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首先要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改革。中央政府应该基于中国统一大市场的需求，增加中央政府公共支出的范围，承担全国统一市场的公共服务体系建立，这才有助于要素的流动，而且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长期以来，中央收钱、地方支出的方式有助于激励地方发展，但又导致了各地方的财政分割问题，需要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责任，提高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各个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绿色转型全国一盘棋等重大全国议题公平化程度，以此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和范围的划分和激励机制的重新设定。

第二、放松科教文卫体娱乐等领域管制，利用数字化推动了服务业的再产业化。现代化服务业需要数字化推动发展，通过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吸收人才，提高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数字化是服务业再产业化的最重要抓手，通过数字化改造服务业提高其效率，仍是中国经济转型最为重要的方面，并通过服务业改造提升中国出口中的服务业份额。中国出口主要是商品出口，数字化服务贸易占贸易比重的水平落后于国际平均，仍有巨大的余地。服务业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大量人才聚集的科教文卫体娱乐的社会化改革，激发服务业供给侧改革。

第三、在长期投资方面，不仅要搞老基建，积极推动新基建的绿色、数字化转型，更要重视社会投资。社会投资方面应借鉴德国主导的社会投资体系，其核心是 “建立社会保障，能更加充分和可持续地投资于人的技能和能力，支持员工度过他们一生关键时刻” “社会投资一揽子计划”（SIP）旨在通过社会投资于教育、在职培训、终身教育等，推动国家向知识经济转变。社会投资有助于人们适应社会挑战以及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避免陷入贫困。 “社会投资国家”的理念是对 “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传统福利制度的改革和重新定位，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是对儿童和青年的投资，主张国家、个人和集体在面对各类风险时要积极承担责任，共同参与社会福利的供给。中国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过程中可以充分借鉴社会投资的理念，引领教育投资，推动劳动力从数量向质量转换，平衡财政能力，减少老龄化带来的过度负担，推动中国建立公共福利体系，促进人力资本的消费与供给，促进劳工与企业共同成长，提升劳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