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信用研究”专栏建设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讨会召开
近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信用研究”专栏建设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北京信用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程天权教授，教育部原副部长、首都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利民教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北京信用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谢勇教授，《新华文摘》原总编辑、二级编审张耀铭先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的期刊出版专家、信用研究学者，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相关院系、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与会领导和专家表示，作为中宣部199家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建设专栏中唯一聚焦国家诚信建设重大战略的栏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信用研究”栏目持续深耕中国特色的信用理论和实践，刊发了诸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立足首善之区的首都师范大学学科积淀深厚、学科设置齐全，与会领导和专家高度肯定具备跨学科优势的首都师范大学在信用学科建设和发展、以及社会文化培育和全民文明水平提升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
研讨会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由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洛忠教授主持，下半场由《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张桃洲教授主持。
会议伊始，王洛忠副校长代表校党委书记曹文军和校长方复全致欢迎辞。他首先介绍了与会嘉宾和此次会议的主旨。他指出，诚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更是当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为新时代信用理论研究、制度实践指明了方向。他认为，当前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实践蓬勃发展，但与之相匹配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还处在探索攻坚阶段。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需要系统化的理论支撑、专业化的人才供给。开展高水平的信用研究、加快信用学科建设是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的迫切任务。他指出，首都师范大学长期以来高度重视信用研究与平台建设，已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跨院系协同攻关的信用研究共同体。他简要介绍了学校在信用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王淑芹教授曾主持两项信用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7年4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信用立法学术机构——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2021年4月成立的北京信用学会即依托该中心成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连续4年出版由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社科规划办资助的《信用学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自2023年开始常设“信用研究”栏目，并于2026年6月入选中宣部“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建设名单”。
王洛忠副校长表示，学校将以此次会议为新起点，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办好学报及其“信用研究”专栏，面向全国征集高质量稿件，打造国内信用研究的学术高地。二是全力以赴继续牵头组织推进信用学成为交叉学科中新的一级学科的论证工作。三是坚持开放协同，凝聚全国合力，着力打造更高层次的学术平台。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对内，将彻底打破学科壁垒，进一步整合政法学院、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院、心理学院等多个院系的力量，完善信用研究平台的顶层设计和运行机制；对外，将积极对接国家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联动全国兄弟院校、科研机构，畅通理论研究与实践贯通的渠道，围绕信用立法、信用监管、诚信文化、信用经济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联合攻关，共同服务我国社会信用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他感谢与会专家及各有关方面长期以来对首都师范大学的信用研究和《首都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大力支持，期盼大家发表真知灼见。
程天权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际地位提升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社会各相关领域，包括司法、政务、商务、社会等方方面面出现的大量失信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整体的信任氛围，成为当前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阻碍。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失国。我们要对这种“凌迟式破坏”的危害有充分的预估。对此，他提出十个方面的思考：一是树立诚信建设的长期性认识，建设诚信社会可能需要我们数代人的努力；二是要把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文件落到实处，全社会共同努力，尤其是公权力部门应当起表率作用；三是信用体系建设要覆盖各行各业、融入全过程管理；四是诚信建设要从娃娃抓起，弘扬传统诚信文化，提升社会诚信自律水平；五是政府部门宣示守则，订立细化的具体规则，对公职人员的失信行为给予足够的惩戒制约；六是发挥好行业协会在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夯实行业自律基础；七是促进信用服务业的发展，发挥征信机构在解决信用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积极作用。八是教育先行，把信用学设为交叉学科中新的一级学科，加强信用学科建设，培养信用人才；九是媒体、社团与政府部门监督并举，加强舆论监督对失信行为的社会压力；十是信用学者要有使命感，积极主动研拟既有理论高度，又具有可操作、能落地的政策建议，从而使诚信建设这项国家战略真正落地。
刘利民教授在发言中强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上升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和抓手。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倡导用信用理念和方式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他认为教育诚信、科研诚信是教育事业、科研事业的生命线，我们要把诚信要求融入教育管理、科研管理全过程。他认为当前我们对信用体系建设的系统性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真正开辟专门栏目持续深耕信用理论研究的学术期刊少之又少。首都师范大学在此背景下在学报开设“信用研究”专栏，组织相关专家坚持不懈开展信用研究，该栏目最近又入选中宣部“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建设名单”。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殊为难得，充分体现了“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的学术担当。
关于如何推进信用理论研究，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继续做大做强“信用研究”栏目。他建议学校对中宣部拨付的专项经费予以配套支持，进一步谋划创办专门的信用研究刊物。二是抢抓交叉学科发展机遇，组建实体化或平台化的“信用研究院”，打通校内不同院系，整合多学科研究力量。三是加快推进信用学学科体系建设，组织编写信用学系列教材和学术专著，把各行业、各地区的鲜活实践经验转化为学科知识体系，产出更多既能上书架，也能上决策的高质量成果。四是坚持胸怀国家大局，兼顾国内研究与国际视野，扎根中国大地构建中国自主信用知识体系；同时开展比较研究、讲好中国诚信故事。他认为首都师范大学曾在书法学、区域国别学的一级学科论证和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今又在信用学一级学科的论证上先行一步。他建议学校要抓住这难得的机遇窗口期，树立信心，久久为功，把“信用学”一级学科建设这项开创性事业向前推进，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贡献更多首师大智慧、首师大方案。
谢勇教授在发言中指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信用研究”栏目入选中宣部重点建设专栏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他认为这不仅是学报自身建设的一块里程碑，更是中国信用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他提及由于信用研究具有极强的综合性，且是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建设进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兴研究领域，此前集中关注这部分研究的期刊很少，信用研究者很难找到一个专门的、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首都师范大学敏锐捕捉到这一需求并设立“信用研究”专栏，为中国特色的信用理论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认为“信用研究”栏目入选中宣部重点建设专栏既是对信用学界过往研究努力的一种认可，也为未来的信用理论发展打造了一个共同的学术家园。作为信用研究者，他由衷期待该栏目在新的起点上更上层楼。
关于如何进一步办好“信用研究”专栏，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直面理论挑战，定期组织不同观点的文章开展学术争鸣。他认为目前学界在信用的相关基本概念和信用体系建设的具体措施上还存在诸多争议。如有人认为信用管理是超越道德价值的单纯的风险管理，更多专家则认为信用与道德建设密不可分，信用管理不可能脱离价值判断而存在。他认为学术观点的争鸣既能活跃学术气氛，更能推进信用理论研究的深入。二是在信用研究中探索契合中国本土思维特征的逻辑表达形式。他认为，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学界还未找到这样的逻辑表达形式。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引入，我们的教育和思维模式被西方抽象的演绎逻辑形式所垄断，中国人特有的思维优势——“拟象思维”或具象思维无形中受到了压抑。他建议在构建信用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我们要探索适合中国人特有思维特点的表达形式，使信用学的一系列概念、判断以合适的逻辑形式呈现，以便于公众理解、记忆和传播。三是“信用研究”栏目要助推信用学一级学科的论证和建设。他以湘潭大学2017年向教育部建议设立“信用风险与法律防控”专业、2018年即获成功为例指出，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信用学成为一级学科的最大动力。社会一旦有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恩格斯语）他认为信用学一级学科论证的另一项支撑是目前社会对信用管理人才的需求。他认为“信用师”正式进入国家职业分类序列，成为与“律师”“会计师”等类似的社会职业，可以成为信用学科成长的坚实社会基础。
张耀铭编审在发言中谈到，作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编委和忠实读者，他高度肯定学报和“信用研究”栏目取得的成就。对于如何建设好专栏，他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深耕法治化主阵地，锚定信用研究的核心赛道。他认为“信用研究”栏目之所以能够跻身国家级重点专栏，核心优势在于精准捕捉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法治命题。栏目既有《论信用责任是一种人格责任》这类对信用责任基础逻辑的理论重构，也有《信用数据权利配置基础理论与规范构造研究》这样对数据法治化体系的制度完善，始终紧扣信用与法治交叉领域，回应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他认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完成立柱架梁，进入提质增效、精耕细作的攻坚阶段，法治化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发展的突出短板。现阶段信用治理主要依靠部门规章与地方政策推动，各地在认证标准、惩戒幅度、修复规则上尚未统一，规则碎片化、执法尺度不一等现实问题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制约。深耕信用法治议题，恰好精准切中国家战略的现实痛点。同时鉴于信用研究横跨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数据科学等多个学科，是典型的交叉学科，他建议专栏要跳出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推动多维度、系统化的研究。
第二，构建开放化新格局，打造全国性的信用研究共享平台。目前该专栏依托北京信用学会及其30个专委会的研究团队，在起步阶段获得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但作为国家级重点专栏，其定位应成为面向全国学界的公共学术平台。目前，深圳、海南、天津等地立足实践，探索信用赋能实体经济、跨境信用治理等新模式。在全国各地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信用研究力量蓬勃生长的背景下，专栏应当打破地域壁垒与圈层边界，搭建开放包容的作者生态，围绕《信用法》立法中的理论前沿问题，汇聚全国范围高质量的原创成果，把专栏建设成为国内信用研究的重要阵地和学术交流枢纽。
第三，抓紧数字化新机遇，抢占信用研究前沿赛道。他认为在数字经济浪潮之下，人工智能正在改写信用体系的底层运行逻辑，信用建设正由传统数字化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AI赋能信用治理、算法公平审查、自动化信用决策规制、跨境信用数据流转、数字化信用修复等新命题正在不断拓宽信用研究的边界，专栏应主动对接技术变革与政策实践，聚焦人工智能时代信用制度重构、信用数据权益保护、智能监管规则建构、数字化信用修复等新兴方向，产出一批具有前瞻性、原创性的高水平成果，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发展，夯实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特色的信用理论根基。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原总编辑、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高自龙编审在发言中肯定了“信用研究”栏目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信用学应有一席之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诚信思想与广泛实践，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具有长远性、基础性价值。
关于如何办好“信用研究”专栏，他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栏目的站位要高。他认为栏目要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站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设计议题，把它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平台去建设。二是发展规划要清晰。学报组织什么主题的学术会议、围绕哪些议题刊发论文、一段时间要发多少篇稿件等应有通盘的设计。三是希望学校把该栏目建设纳入学校整体发展事业之中，把各项投入真正落到实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刘曙光编审围绕栏目建设与期刊发展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思考：一是特色专栏、重点栏目建设要与期刊体系、评价体系、传播体系、人才体系建设相结合。二是重点专栏建设要遵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规律性就是要考虑主办单位的资源优势、学科优势、地域优势、人才优势等；合目的性就是栏目建设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服务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三是重点专栏建设站位要高，格局要大，政治性要强。四是重点专栏建设要注重在概念、原理、理论方面的创新，体现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五是重点栏目建设要有引领示范作用，以一个栏目带动多个栏目的发展。六是重点专栏建设要与人才成长结合起来，包括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编辑人才的成长。七是重点栏目建设要注重传播力的提升，提升国内外的传播力、影响力与话语权。八是重点栏目建设主办单位要有系统思维，即栏目建设要与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等形成互动关系，学校的主管部门、作者、读者、兄弟期刊、二次文献转载机构、评价机构、社会团体等在栏目建设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个学术共同体。
在下半场的会议中，《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张桃洲教授和“信用研究”栏目责任编辑石新中编审分别介绍了学报近几年的发展和“信用研究”栏目设置的初衷及未来的规划。
随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仲伟民教授，《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北京市高教学会社会科学学报研究分会理事长王佃启编审，《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委、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教授陈新夏，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教授王淑芹，首都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师保国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委、《财经法学》主编邢会强教授，北京信用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沈永福教授等先后发言。
仲伟民教授在发言中高度肯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这一人文学科论文占比较高的期刊在相关评价指标不利的情形下（根据他的统计，人文学科论文的引用量是社会科学论文的1/10）所取得的成绩。他认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这一综合性期刊在当下诸多刊物追逐引用数据的背景下，能够保持办刊初心，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赋能本校学科发展，打造以问题为导向的特色栏目，这一点值得推崇。
关于如何办好“信用研究”专栏，他建议增加人文历史的研究视角。他认为域外的法律制度移植到中国（包括港澳地区）之后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他以医院诊疗中医生与患者或家属的沟通为例（西方医院在患者意识清醒时，医生在治疗方案、临终处置等问题上会直接和患者本人沟通；而我国在此情形下往往优先和家属沟通，很多危重患者本人的知情权被放在次要位置）说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他认为信用制度也是如此。他还提出从历史的维度看，有大量相关议题值得挖掘。如白银在欧洲是标准化铸币，而传入中国之后，通行称重使用，可以切削称重，两者的运行逻辑完全不同。再如中国古代契约当中特有的“找价”习俗：土地卖出数年之后，如果地价上涨，原卖主可以向买主索要补价。按照现代西方的信用契约逻辑，这是说不通的。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则十分常见，地方官府断案也往往会支持一定程度的补价诉求，这就是极具中国本土特征的信用现象。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信用制度想要真正落地，必须考量中国的国情与历史传统。
王佃启教授在发言中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强化问题导向与选题策划的引领性。他认为栏目组稿应体现主动性，信用研究应当助力信用学科建设，推动全社会形成诚信理念。
第二，把握好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平衡。他认为信用研究覆盖面广，不只关乎个人，还涉及社会、国家，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环境等诸多领域。于个人，信用是立身之本；于社会，信用是交往运行的基础；于国家，信用是治国理政的关键要义。信用的微观研究主要是针对具体失信行为的实证研究。目前大众很容易理解各类微观失信事件，但大家对信用宏观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因此，我们更需要宏观层面的学术研究加以引领。他建议稿件的组织刊发应适度向宏观层面倾斜。
第三，关注本土与域外信用的比较研究。我们提倡文明互鉴，西方拥有自身的信用和征信体系。他认为我们既要吸收借鉴域外研究成果，也要辨析域外信用理念与我国本土信用之间的差异。
第四，处理好历史传统与当代现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法、道、墨等各家都重视“信”。如孔子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董仲舒将“信”列为五常之一，这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诚信理念。他认为我国传统诚信文化资源广博深厚，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信用学科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既要挖掘传统诚信文化，也要辨析传统诚信观和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诚信理念的联系与区别，研究传统诚信文化对当代诚信建设的有益价值。
陈新夏教授在发言中高度肯定“信用研究”专栏对信用理论的开创性贡献，认为学报设置这个专栏体现了校领导和学报主编的远见卓识，“信用研究”专栏的设置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校的影响力。他谈及诚信建设将使社会交易成本大幅降低、社会运行会更加和谐、人们的信任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加丝滑。他认为诚信建设除了具有这些手段性作用之外，同时还有目的性，即诚信建设对人本身的现代化、对人的素质提升、人的境界提高等也具有重要作用。他期盼学报及“信用研究”专栏在青年学者成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淑芹教授在发言中认为“信用研究”专栏入选中宣部重点建设栏目对学报和学校来说都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具有符号性的意义。关于办好“信用研究”专栏的意义，她谈了三个方面的思考：
“信用研究”专栏的设置有利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政务、商务、社会、司法等各方面诚信缺失的需要，这与美西方的征信体系主要是为防范经济金融领域的风险迥然不同。二是中国人对信用的理解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我们认为遵守诚信是天道之本然、人道之当然。我们是循义守信，而不是有利可图才守信。中国人讲求内诚外信，即你内心所想与你对外的表达要一致。
第二，“信用研究”专栏的设置有利于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回应社会重大关切，相关研究也为信用学一级学科的论证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她谈到，中国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道德机制失去了其运行的社会基础，相关法律对违法失信的制约力度不够，在此背景下，新型的信用机制应运而生。这种机制归集、共享主体的信用信息，分析评价相关主体的信用水平，同时在全社会层面对失信主体施加一定的惩戒或约束，对守信主体进行相应的激励，从而影响相关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因为信用信息具有“记忆性”“揭示性”“警示性”的特点，信用机制因而具有一定的预防性。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交易的风险、提升人们交往／交易的效率。这就是中国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宗旨和目的，也是信用学一级学科能够成立的理论基础。
第三，“信用研究”专栏的设置有利于彰显首都师大的多学科优势。信用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需要法学、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专家的协同攻关。学报“信用研究”专栏的设立为学校多个院系的专家提供了多学科视角信用研究成果发表的阵地，也为全国的信用学人搭建了信用研究成果共享的平台。
邢会强教授就栏目建设与期刊发展谈了他的思考：第一，关于期刊与学校的关系。期刊要与学校特色相互赋能。第二，关于期刊与专栏的关系。特色专栏是期刊的名片，一个期刊要力争多个出彩专栏。第三，关于主编、编辑与期刊的关系。特色专栏的打造需要主编的支持、责任编辑等的协同努力。他还表示《财经法学》高度重视刊发信用研究的创新性成果，期待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信用研究”专栏相互支持，加强合作。
沈永福教授结合他多年对中国传统诚信文化的研究，就如何办好“信用研究”专栏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在理论研究方面，着力构建中国自主信用知识体系的标志性概念、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二是针对现实中突出的信用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意见；三是回应新时代的技术挑战，尤其是人工智能对信用体系建设在各方面的挑战；四是推动《信用法》的早日出台。他同时表示将尽力组织首都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专家为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师保国处长在听取了与会专家的发言之后谈了他的三点想法：
第一，他认为与会领导和专家在发言中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早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乃至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意义认识深刻，认为信用学的研究对我们顺利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重大战略意义非凡。他高度评价与会领导和专家在此问题上非常高的站位，认为大家基于问题导向的思路，对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持续深入研究、对信用学一级学科的论证工作，包括在学报设立“信用研究”专栏等，体现了信用学人的深厚情怀。他对此向大家表达敬意。
第二，他认为国内一大批杰出的专家在信用研究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搭建了北京信用学会这样专门的学术交流平台等，特别是在各位领导和专家对首都师大的信用研究和学报“信用研究”专栏的支持下，首都师大相关院系的信用研究才能取得亮眼的成绩，学报的“信用研究”栏目才能入选中宣部“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建设名单”。他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三，他表示学校社科处将会在校领导的指导下，一如既往地与学报和北京信用学会等密切合作，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全力配合支持信用学一级学科的论证研究，以此来回报各位领导、专家对首都师大的厚爱，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洛忠副校长和张桃洲主编在主持会议的过程中分别向发言的领导和专家表示感谢，表示将认真落实各位领导的讲话精神和专家的意见建议。
北京信用学会常务副会长阮德信教授，北京信用学会调解与仲裁信用专委会主任委员、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王斐民教授，北京信用学会会计财税信用专委会首席专家、《中国注册会计师》杂志执行主编杨文风，北京信用学会国际信用专委会主任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熊光清教授，北京信用学会副秘书长、河北金融学院法学院周明勇教授，北京信用学会信用历史专委会主任委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施诚教授，北京信用学会企业信用专委会主任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吴高臣教授，北京信用学会副会长兼政务诚信专委会主任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谢新水教授，北京信用学会婚姻家庭信用专委会主任委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余华林教授等信用专家，以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全体编辑参加会议。
